“除手機行業，包括傢電制造、工業制造等其他領域的中資企業都遇到印度方面的審查。”一位在印度當地做風險投資業務的人士向南對鈦媒體App表示，目前在印度審查名單的中資企業超過500傢。
鈦媒體編輯丨饒翔宇
半年多的時間裡，國內幾乎所有的主流手機品牌，都在印度接連遭遇到相關審查。
2022年1月，印度財政部指控小米印度公司逃稅65.3億盧比（約5.5億元人民幣）。印度財政部稱，小米印度公司從海外進口小米手機和手機零配件，在申報關稅時未上報包含在進口產品中的專利版稅和授權費，違反印度的關稅法。
7月，印度執法局以“洗錢嫌疑”為由，突擊搜查vivo和相關企業在印度的生產經營場所，並封鎖vivo在印度的119個相關銀行賬號，約3.9億元人民幣資金被凍結。之後，印度稅收情報局調查認為，OPPO逃避關稅近439億盧比（約合5.51億美元），“已向OPPO印度公司發出通知，要求其繳納稅款”。
同時，作為逃稅調查的一部分，印度稅務部門7月15日對華為在印度的多個場所進行搜查，並查看華為印度公司的財務文件、賬簿和公司記錄。7月21日晚，榮耀CEO趙明表示，榮耀團隊已撤出印度，未來將采取“非常穩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場開展業務。
從目前的種種跡象來看，印度作為曾經國產手機品牌出海最成功的國傢之一，現在正在發生變化。“除手機行業，包括傢電制造、工業制造等其他領域的中資企業都遇到印度方面的審查。”一位在印度當地做風險投資業務的人士向南（化名）對鈦媒體App表示，目前在印度審查名單的中資企業超過500傢。
風波中心的關稅爭議
稅務問題，是此次國產手機品牌共同遭遇的問題。其中，小米與OPPO涉及到的“逃避關稅”，核心爭議點在於：特許使用權費用，是否應該納入關稅申報范圍。
智能手機作為一個新行業興起的過程中，也誕生大量的技術標準。比如，目前手機行業所使用的主要通訊技術標準（4G/5G標準），其知識產權歸屬於高通、愛立信等通訊技術服務商。當手機品牌在使用這些標準時，需得到後者的許可才能使用，因此就形成智能手機專利的特許使用權。
據印度財政部1月5日公告，印度稅收情報總局（DRI）從小米印度高管等多名“關鍵人物”處證實，小米印度公司依據合同要求，曾向美國高通和北京小米移動軟件有限公司支付專利版稅和授權費，即特許使用權費用。
按照印度財政部的指控，小米印度從海外進口小米手機和手機零件的時候，特許使用權費也應納入關稅申報，但小米沒有申報，因此應該補繳稅款。稅款從2017年4月1日算到2020年6月30日，總計65.3億盧比（約5.5億元）。與小米相同，OPPO也因為沒有申報這部分費用，遭到印度偷逃關稅439億盧比的指控。
4月27日，印度執法局發佈公告稱，扣押小米印度公司銀行賬戶中555.1億盧比（約合人民幣47.9億元）的資產。隨後，小米將印度執法局告上印度當地法庭，而OPPO印度公司則自願繳納45億盧比的關稅差額。
“印度執法局相當於就是中國的經偵部門。”向南對鈦媒體App表示，印度執法局凍結資產理由就是，這些公司在申報關稅時沒有把專利費計入到產品進口價格當中，所以造成偷稅。不過，在小米起訴印度執法局之後，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宣佈暫緩凍結小米資產。
印度卡納塔克邦最高法院也在7月5日要求，印度中央政府指定官員重審小米的申訴，並在60天內決定是否維持對小米的處罰。這意味著，雙方針對於特許使用權費用是否應該納入關稅申報范圍的問題，仍將繼續博弈下去。
小米方面曾對財新回應稱，對包括專利許可費在內的特許權使用費是否應該計入進口商品的價格，這在各國都是一個復雜的技術性難題。對這一問題，小米會繼續與印度有關部門進行溝通。
不過，根據目前國際主流的《WTO估價協定》，進口貨物的價格應該是為進口該貨物支付（或可支付）的所有費用。同時，該協定第八條規定滿足如下主要情形，特許使用權費用就應被征關稅：這筆費用與進口貨物相關；進口者須直接或間接支付這筆費用；如要出售貨物，必須支付這筆費用等。
而在中國，根據2004年1月起施行的《中國進出口關稅條例》第19條規定，進口貨物應計入完稅價格的費用包括“買方必須支付的，與該貨物有關的特許權使用費”。
中資企業遭遇全面審查
事實上，除小米、OPPO遇到的關稅風波外，印度此次對於國產手機品牌的稅務審查幾乎是全方位。
以vivo為例，印度執法局在7月5日，以涉嫌違反《防止洗錢法案》（PMLA）有關規定，搜查vivo印度公司和23個相關公司的48處地點。7月7日，vivo印度公司相關的119個銀行賬戶遭到凍結，總額達46.5億盧比（約合人民幣3.86億元），其中包括vivo印度的6.6億盧比定期存款、2公斤金條和約73萬盧比的現金。
“印度方面對於vivo的指控，主要有兩點，一是vivo旗下的分銷商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和公司地址；二是vivo印度公司通過關聯公司虛增成本，轉移定價。”向南表示，在針對於中國手機品牌的調查中，印度相當於出動工商、經偵、海關等多個部門，從不同的角度找問題。
按照印度的執法局的公告，vivo印度公司的關聯公司——GPICPL公司主管提供的地址與實際不符，這些地址實際上是印度的政府大樓和高級官員的住宅。同時，印度執法局指控，vivo印度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將一半的利潤轉移到中國，把印度業務做成“虧損”，以避免繳稅。
在印度政府凍結銀行賬戶後，vivo也隨即發起對於印度執法局的起訴。vivo表示，公司正在配合印度相關部門，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所有信息。作為一傢負責任的企業，vivo在印度嚴格遵守當地的所有法律法規。
7月13日，印度當地法院解除vivo 銀行賬戶的凍結，但責令vivo 提供1.19 億美元（約8.01 億元）的銀行擔保。
而手機行業之外，電器、基建、通訊網絡等領域的中資公司也面臨著同樣的審查風險。按照向南的說法，在印度審查名單裡有超過500傢中資企業。除手機制造外，通訊行業、傢電制造業以及機械設備制造業，基本都已經查過一遍。
“對於一傢中資公司的搜查，印度方面一般都會出動五六百號警察，有些甚至會持槍。”
向南表示，這些審查人員會對於這傢企業的關鍵人員、上下遊分銷商等進行同時搜查，有些企業高管會被連續盤問五、六天。審查期間，所有的電子設備以及員工傢裡的現金、貴重金屬等都會被暫扣。同時，審查機構還會聘請第三方的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搜集公司前端的各種資料。
根據鈦媒體App的不完全統計，從2020年8月以來除前述的手機品牌外，包括富士康、中車永濟電機深圳振華數據、中興、華為等中資公司均遭遇印度方面的審查。部分公司被審查的共性原因，均與稅務相關。
“印度的相關稅務部門（一直）都非常活躍，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公司和個人收到稅收要求。”
印度大恒竺成（Link Legal）律師事務所德裡分所合夥人白大山（Santosh Pai）對鈦媒體App表示，政府是印度最大的訴訟當事人，這意味著許多公司和個人需要與政府進行法律鬥爭，包括稅收問題。這是在印度開展業務的常見部分。
按照白大山的說法，在印度成功的中國公司很少，等這些中國公司的業務發展起來，成為印度商業環境的一部分，他們自然會產生稅務糾紛。“許多類似規模的印度國內大型公司都有一個龐大的內部法律部門，並聘請數名外部律師定期處理案件。所以，中國企業需要習慣於處理（類似的）法律問題。”
為“印度制造”
“印方頻繁調查中國企業的做法不僅擾亂企業正常經營活動，損害企業商譽，更阻礙印營商環境改善，挫傷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市場主體在印投資經營的信心與意願。”
在vivo遭遇一系列審查之後，中國駐印度使館發言人王小劍參贊就vivo印度公司遭印度執法局反洗錢調查答記者問。
王小劍表示，中方正在密切關註此事。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合法合規經營，同時堅定支持中國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中方希望印方依法合規調查執法，切實為中國企業在印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印度執法局則表示不對調查置評。但對於是否存在一種特意針對中國公司的模式，其他印度官員予以否認。
根據vivo 2021印度影響報告，vivo在2014年進入印度市場，並在2015年響應“印度制造”的政策號召在印度建廠，廠址位於在印度北部的大諾伊達地區，且於2018年再次買地擴建工廠。
報告顯示，vivo的印度工廠有一萬名雇員，年生產力將在2022年達到6000萬部，並從印度向海外出口手機。同時，目前vivo電池的供應鏈有95%來自印度本地；2023年，預計顯示器的當地供應鏈占比將達60%；2024年，預計充電器的當地供應鏈占比從目前的60%上升到75%。
“對於此次國產手機遭遇的集體審查，我認為核心的原因還是為‘印度制造’。”向南對鈦媒體App表示，“印度制造”屬於是印度的國傢戰略，主要分為兩個策略來執行。
一個是分階段制造計劃。比如針對手機行業前期，印度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優惠吸引到小米、OPPO、vivo等這樣的中國手機品牌進入到印度市場。當品牌進入之後，印度就會逐漸提高手機零部件的關稅比例，讓國外的手機供應鏈逐步遷移到印度本土。這樣經過幾年的發展，印度就擁有完整的手機供應鏈。
據印度中國商會和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中國手機企業在印度工廠已經超過200傢，貿易公司500多傢，投資額達到30多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超過50萬個。同時，印度手機及零部件制造廠達到268傢，印度國內銷售的手機95%以上均產自本國工廠。
根據Canalys的數據，印度2021年手機出貨量1.62億部，小米在印出貨量為4050萬部，市占率約25%，排名第一；韓國三星和中國vivo排名第二、第三，市占率分別為19%和16%。印度智能手機市場中，中國廠商出貨量占比近三年一直超過75%。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分析師Shilpi Jain則表示，2022年第一季度，印度市面上銷售的手機中約98%是在印度國內生產的。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銷售的手機幾乎100%都是在印度生產的。三星電子的這一比例為97%，蘋果公司為近60%。
另一個則是行業生產激勵計劃。印度目前對包括半導體、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光伏模塊和白色傢電等在內十多個行業，均出臺相關的經濟激勵計劃。比如，針對半導體產業鏈，印度政府在去年12月15日批準的一項價值約合10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吸引全球大型半導體制造商將印度作為生產基地。
實際上，早在2019年，印度政府就修訂2012年出臺的《國傢電子政策》，旨在促進印度電子系統設計和制造產業發展，鼓勵和推動核心部件開發能力，並促進印度成為該產業的全球中心。印度莫迪政府提出，爭取在2025年實現電子系統設計和制造價值鏈產值（turnover）達到4000億美元，通過進一步提高電子產品制造的附加值，使印度成為電子制造服務業的全球領導者。
“當印度在手機產業鏈上擁有越來越強的話語權之後，為扶持本土品牌，勢必就會打壓海外手機公司。”向南表示，甚至在5G網絡業務上，如華為、中興這樣的公司也被排除在外。
一位華為內部人士向鈦媒體透露，任正非曾在內部會議上提到——“華為會戰略放棄幾個市場，印度就是其中一個。”該人士還表示，印度手機市場的客單價偏低，華為跟小米相比也沒有競爭優勢，不值得投入。目前，華為的終端產品以及相關銷售人員已經徹底退出市場，售後服務部門也在逐漸撤離。
據商務部的數據，2020年，中國企業對印度直接投資為2.1億美元，同比下降61.6%；2021年對印度直接投資為6318萬美元，同比再降68.3%。
“與前幾年相比，中資企業現在面對的印度市場已經發生明顯變化。”向南表示，從宏觀角度來看，印度與中國經濟往來的幾個口子，比如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工程項目等基本都關閉。現在唯一還算正常的，幾乎隻剩下服務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