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影響下，印度智能手機的出貨量已連續三個季度下滑，而中國頭部手機廠商在當地的運營也因“查稅”等問題受到挑戰。7月26日，調研結構Canalys發佈數據顯示，2022年第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3640萬部，與上一季度相比下降5%。
其中，在前五榜單中，中國手機廠商的份額占比達到67%，但相比於去年74%的同期份額有所下降。小米更是從29%滑落至19%，紅米在當地的業務受到沖擊。
Canalys分析師Sanyam Chaurasia表示：“由於需求下降和政府對中國制造商的審查，第二季度廠商層面的活動仍然低迷。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率降低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廠商也正在努力彌補其運營成本。
堅守與撤退
在過去幾年，無論是制造端還是消費端，中國手機廠商一直是印度電子市場的重要參與者。
根據印度蜂窩通信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印度制造的手機僅占全球的3%，但在印度總理莫迪力推“印度制造”的第二年，也就是2015年，印度制造的手機在全球占到的比例已經達到11%，並且超過越南，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手機制造國。目前，大多數中國品牌已經從SKD（半散件組裝）快速轉變為CKD（全散件組裝）完成本地化。
而Canalys的最新數據顯示，在今年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已達到 3640 萬部，而中國手機廠商的整體出貨量占比達到76%。盡管小米遭遇同比和環比下降，但其出貨量仍達到 700 萬，超過三星排名第一。Realme、vivo和OPPO則分別以610萬、600 萬臺和 550 萬臺的出貨量躋身前五。
“印度貨幣貶值、零售價格不斷上漲以及中國品牌遭遇合規風險，這些因素阻礙200美元以下細分市場的增長。”Canalys分析師Sanyam Chaurasia表示，短期內，面對當地經濟環境仍需保持謹慎。
在業內看來，中國頭部手機品牌在印度當地份額的下滑來自於頻繁的“審查”。
匿名知情人士透露，近年至少有500傢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稅務及合規性普查，涉及到手機廠商、設備供應商及基礎設施投資商、移動應用程序供應商等。僅在今年，被調查的企業就包括華為、小米、vivo和OPPO。
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對記者表示，上述數據不一定準確，但與當地廠商的解中，這一數據確實達到“上百傢”。
“對競爭激烈且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來說，承受不合理的關稅意味著利潤被蠶食或喪失價格競爭力。”楊述成表示，此前中國企業在印度頻頻建廠也有關稅的考量。
面對眼下印度市場，大部分中國企業依然采取積極的態度應對。
對於印度執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的突擊搜查，vivo對記者表示，作為一傢負責任的企業，vivo在印度嚴格遵守當地的所有法律法規。
面對印度財政部提出的逃避關稅問題，OPPO方面對記者表示，OPPO 印度正在審查來自稅務情報局（ DRI ）辦公室的通知，OPPO 是一傢負責任的企業，秉持審慎的企業治理框架。OPPO 印度將在這方面采取必要的適當措施，包括法律規定的任何補救措施。
但也有中國手機廠商的團隊已撤出印度市場。
榮耀CEO趙明此前對記者表示，榮耀幾年前就在印度有團隊並經營很長時間，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榮耀印度團隊撤出。“目前榮耀在印度仍有合作夥伴，並開啟相關業務，同時印度市場保持盈利，未來榮耀會采取非常穩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場開展業務。”
削弱中企投資信心
過去幾年，印度政府部門對外資企業的稅務調查一直沒有間斷。
據不完全統計，印度稅務部門曾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傢外資企業都進行稅務調查並開出高額罰單，而自2020年後，印度將矛頭主要對準中資企業。
根據對中國企業的調查方向來看，印度執法部門將審查重點放在“特許權使用費”，他們主張相關企業是通過“謊報”特許權使用費來將資金非法轉移出境。
印度財政部今年年初發出聲明，稱在調查中發現小米印度公司在進口價值申報中，沒有將其向美國高通公司和北京小米移動軟件公司支付的專利許可費和特權使用費計算入內，壓低貨值，違反印度的《海關法》。該部門已向小米印度公司發出三份通知，要求補繳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之間遺漏的稅金。
小米表示，此次的稅務問題根源是各方對進口商品的價格認定存在分歧，對包括專利許可費在內的特許權使用費是否應該計入進口商品的價格，這在各國都是一個復雜的技術性難題。
“稅務分歧這是一個全行業的問題，許多企業正在努力解決。”另一傢手機廠商的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專利許可費在內的特許權使用費是否應該計入進口商品的價格，這在各國都是一個復雜的技術性難題。
印度手機和電子協會（India Cellular & Electronics Association）曾在今年六月致信印度政府，表示上述行動造成行業“深度且沒有必要的恐慌”。協會的成員既包括印度本地企業，也有在印度投資的外資企業，包括谷歌、蘋果、亞馬遜、小米等。
但對中國手機廠商而言，與稅務相關的擊檢查並不是當下面臨的唯一挑戰。
國內一傢電子企業向記者提供的材料顯示，印度的所得稅受國傢層面的所得稅法管轄，而增值稅、消費稅受到邦法律的管轄，稅制復雜。當下對大傢最為困難的是印度政府對外資的監管政策復雜多變，不知道如何系統性的應對這些問題，這也會削弱中企在當地的投資信心。
上述材料顯示，外資進入印度不僅要遵守印度的成文法，而且要遵守印度法院判決中所確立的原則，這就造成印度法律中的條條框框極其繁瑣，同時又復雜多變。此外，過去外企進入印度投資，第一種是不經過政府批準，直接進入到印度進行投資，第二種在一些特定的行業，外國企業投資前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批準。但在去年4月，印度政府要求所有來自與印度接壤國傢的外商投資，事先都需先經過政府的批準，不僅如此，除投資，來自印度陸地鄰國的企業如果要想參加公共采購投標，也需要在主管機關事先登記。
而自2016年起提出“印度制造”計劃後，印度相關關稅多次被提高。以手機行業為例，印度政府從2017年12月開始，將智能手機的基本關稅從10%提升到15%，2018年2月又上升至20%，4月份又對包括電路板、攝像頭模塊在內的電子元件征收10%的關稅。這樣的政策，無疑會促使手機上遊電子元件和整機在本地的生產。
“由於國內生產線較為完善，以貿易進口方式對於國產手機廠商進入印度市場也許更為適合。一般快的話，從下單到印度倉庫的入庫，訂單周轉周期在8天左右，從中國香港轉運非常便捷。但是如果關稅一直變動，包括每個邦(國傢)的稅收不斷調整，這也會直接影響手機的利潤。”上述電子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
此前，印度相關部門調查中國企業的消息已引起中方關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5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合法合規經營，同時堅定支持中國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趙立堅強調，印方應該依法合規行事，為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楊述成對記者表示，印度的投資環境應該改善，中國企業也要將印度作為長期投資方向，不要做短期行為，印度長遠來看仍具有市場投資價值。
作者/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