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7日，印度執法局（ED）發佈聲明稱，已突擊檢查vivo及其關聯公司48處經營地點，發現vivo將約一半的本地營業額（6247.5億盧比）匯往境外，主要是中國。印度執法局認為，此舉涉嫌違反《防止洗錢法案》（PMLA），因此封鎖vivo的119個銀行賬戶，並凍結約46.5億盧比（約合3.9億元人民幣）的現金等資產。
盡管現實困難重重，但讓中國公司們現在放棄印度不現實。
今年4月，印度政府曾對vivo啟動有關“所有權架構和財務報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違規行為”的調查，目前尚未披露有關調查的具體結果。對於此次凍結資產，vivo回應稱，公司正在配合印度當局，向他們提供所有所需的信息。作為一傢負責任的企業，vivo致力於充分遵守法律。
此事發生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正密切關註，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合法合規經營，同時堅定支持中國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我們希望印方依法合規調查執法，切實為中國企業在印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商業環境。”
近半年來，印度對中資企業的稅務及合規性調查愈演愈烈。小米先於今年1月被追繳65.3億盧比（約5.6億元人民幣）的稅款，後又在4月被凍結7.25億美元（後解除凍結）。華為、OPPO、一加等企業均在印度遭遇執法人員突擊上門、翻查臺賬。
據《財經十一人》綜合解，至少有500傢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稅務及合規性普查。這是中資企業進入印度以來面臨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系統性危機。
中國駐印度使館發言人王小劍參贊表示，印方頻繁調查中國企業的做法不僅擾亂企業正常經營活動，損害企業商譽，更阻礙印營商環境改善，挫傷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市場主體在印投資經營的信心與意願。
集體危機
稅務問題是印度政府常用以規范或限制外資企業的方式。近年來，印度稅務部門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傢外資企業都進行稅務調查並開出高額罰單，其中不乏印度政府敗訴的案例。但自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後，印度將矛頭主要對準中資企業。
審查最初是從一些敏感行業開始的。在中國監管收緊後，一批現金貸公司將業務轉向印度。利率過高、暴力催收事件時有發生。印度政府從2020年起開始大力打擊、整治這批現金貸企業。但一位在印度工作十餘年的中資企業負責人表示，由於這些企業用的多是殼公司，經營隱蔽，印度政府的收獲不多。
情形逐漸起變化。危機向其他行業蔓延，從創造就業相對較少的互聯網行業，到實體經濟的電子制造業、基建產業。過去印度政府查稅的主要目標是大型公司，但現在隻要公司內有中國董事或股東，中小企業也有極大風險被調查。檢查的機構也不僅是印度執法局，還包括金融犯罪機構、網絡犯罪調查以及警察局各級部門，中資公司需要車輪戰般地應戰各類檢查。
“最初公司隻需要交幾萬元錢打點一下，不傷筋動骨，隻是比較麻煩。”前述中資企業負責人說，但現在，對稅務和合規等問題的搜查正在摧毀中國企業在印度生存的基石。
他告訴《財經十一人》，為規避風險，大批印度本土公司的CA（認證會計師）、CS（公司秘書）拒絕為中國公司的審計及工商變更和年審等重要事項簽字，一批印度董事也集體從中資企業離職。這都將直接導致中國企業在印度面臨不合規的系統性風險。
另一位在印中資企業負責人對《財經十一人》說，針對其他國傢企業的稅務調查同步也在進行。比如亞馬遜今年6月就在投資一傢零售集團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隱瞞，並被處以20億盧比（約1.7億元人民幣）的罰款。
“日本、韓國的企業被調查、罰款，印度媒體的報道比較中性，但中資企業被查的報道會更負面，整體的風氣不利於中國。”他說。
近兩年來，印度政府針對中國企業頻頻出臺限制政策。截至目前，累積224款中國App被陸續封禁，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等。印度2020年頒佈的FDI（外國直接投資）新政，也要求與其接壤的國傢在投資印度前，必須經過印度方面審查。與印度接壤的國傢中，中國是最主要的投資國，因此這條政策也被認為是限制中國在印的投資自由。
一位協助中資企業赴印投資的財稅公司負責人告訴《財經十一人》，投資需審批的政策一出，中國企業赴印投資數量斷崖式下跌。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多位在印中資企業人士一致認為，除邊境摩擦、部分中資企業業務敏感等因素，印度打壓中資企業的一大目的，是扶持印度本土產業。比如此次遭到重點調查的手機產業，第三方數據機構Counterpoint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印度五大手機廠商中有四傢來自中國，小米、Realme、vivo和OPPO合計占據63%的市場份額。
印度本土手機企業如Jio、Reliance，雖然規模較小，且集中在三五百元的超低端價位段，但仍未放棄手機市場的機會。如果中資手機企業持續受到打擊，印度手機企業也有機會向上獲取更高的市場份額。
在印中資企業已人人自危，其他外資企業也受波及。“這次的查稅風波影響面太廣，其他國傢外資企業心裡也在打鼓，對印度的營商環境有不安全感。”一位小米印度的財務人士對《財經十一人》說。
如今，橫亙在中資企業面前的困難重重：公司註冊、註資、投資等需要印度政府審批，企業不能參加相關項目招投標，獲得工作或商務簽證難度大。據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統計，高峰時期在印度中資企業從事生產經營的中國人大約有1萬多人，而現在僅剩約一兩千人。一些企業由於簽證遲遲辦不下來，已退出印度市場。
復雜的印度
一位熟悉印度稅法的中國律師對《財經十一人》說，這些年印度的反避稅措施用力較猛，微軟、諾基亞、IBM等巨頭都曾被追繳過巨額稅款。2007年沃達豐公司收購和記黃埔旗下的印度通信公司，就曾因是否需向印度繳納巨額稅款而打上法庭，“從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又打國際仲裁，歷時15年最終以印度政府敗訴而告終。”
“印度人自己也說，印度稅法的復雜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前述中資企業負責人感嘆。
即便是非營利機構，每年也要聘請專門公司，提供稅務、賬務、審計、合規等方面的服務。稍有疏忽，就是違規金額10倍-12倍的罰款，普通公司的合規成本還會更高。
過去美國、日本等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較早，拓荒同樣苦不堪言。林民旺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訴《財經十一人》，外資企業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級部門的糾紛時，往往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護自身合法權益，層層上訴後，正常經營的外資企業贏面很大。但也需耗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因此，經常性撤出、轉手資產的歐美企業也不在少數。
但印度的神奇之處在於，總讓人覺得有希望。它把人逼走，又總把人吸引回來。韓國鋼鐵企業浦項、美國沃爾瑪等公司都曾在走與留間多次搖擺。
盡管現實困難重重，但對於許多中資企業而言，放棄印度仍然不太現實。一方面，印度依然市場廣闊，人口規模龐大，經濟增速在新興經濟體中也位居第一；另一方面前期成本已經投入，不可能輕易撤退。
各類靈活的經營方式層出不窮。將公司註冊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註資，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一位不願具名的企業負責人透露，他的公司名義上是完全的印度公司，股東、董事都是印度人，但實際控制人是中國人。這些印度人隻是掛名，每月領著不錯的薪水，對公司事務一概不知。
李欽為有意向投資印度的中國公司提供合規服務，他感受到，今年以來咨詢的公司又多起來，其中主要是跨國企業及不得不隨之遷徙的供應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們也願意排隊等待。”
據印度媒體報道，截至6月29日，印度批準的涉及中國實體的FDI申請僅80項，而自限制施加以來中資企業提交的申請為382項，批準的比例僅兩成。難，但還有一條窄道可以通過。
事實上，在印度限制中國直接投資後，一片片新的工業園區仍在印度土地上拔地而起。TCL的電視與顯示屏產線、OPPO、vivo等多傢中國電器及電子企業的新園區都將落地。熱火朝天的景象背後，或許意味著中印間的糾葛比想象中更復雜。
文 | 柳書琪 編輯 | 劉以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