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一個研究小組的一項新研究提供迄今為止對全球智能手機使用情況的最大規模描繪。這項研究對近200個國傢的數千人進行調查，發現出乎意料的一致使用模式，這對目前關於智能手機成癮的定義提出挑戰。
智能手機在短短15年內就已成為全球大多數人的必需品。盡管這些設備的普及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但研究人員仍在奮起直追，試圖解這項新技術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的。
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調查 14 個國傢的數千名成年人。該研究旨在尋找有問題的智能手機使用模式，結果發現年輕女性自我報告的PMPU率（有問題的手機使用率）一直最高。
這項新研究希望大幅擴大人口數據集，以解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使用智能手機是否存在類似的問題。為此，研究人員對 195 個國傢的 50423 名受試者進行調查。
每位受試者都填寫一份名為"智能手機成癮量表-簡版（SAS-SV）"的簡短調查。該調查由 10 項陳述組成，受試者的評分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不等。調查包括以下陳述："由於使用智能手機，我在上課、做作業或工作時很難集中註意力"，以及"由於使用智能手機，我錯過計劃好的工作"。
也許這項研究最驚人的總體發現是，在所有接受調查的人中，有29%到31%的人獲得SAS-SV評分，從技術上講，他們被歸類為智能手機成癮的高危人群。在數據收集最多的41個國傢（超過100名參與者）中，研究一致發現年輕女性是智能手機使用問題風險最高的人群。據該研究的合著者傑伊-奧爾森（Jay Olsen）稱，這一強有力的一致結果出乎他的意料。
奧爾森最近在接受 CTV News 采訪時說："這種全球一致性表明，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發現，比如說，一個國傢是如何解釋量表的......這似乎是一個可靠的全球性發現。"
全球范圍的調查顯示一些有趣的地區間差異。例如，東南亞報告的智能手機問題使用率最高，而歐洲的問題使用率相對較低。奧爾森推測，這些地域差異可能是由文化差異（如更重視傢庭聯系，導致更頻繁的通話）和更廣泛的技術趨勢共同造成的。
奧爾森說："一些國傢沒有普及筆記本電腦和臺式電腦，"他指的是東南亞國傢最近在引進智能手機後廣泛使用互聯網。因此，一些國傢的智能手機使用率較高，可能隻是因為公民使用的是互聯網技術。
奧爾森非常清楚研究數據的局限性。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智能手機用戶不太可能對他們的設備上癮，至少從傳統意義上來說，上癮是一種有明顯負面聯想的東西。他說，如今人們使用設備的原因多種多樣，因此未來的研究在記錄智能手機使用情況時需要更加細致入微。
奧爾森指出："一個社交媒體管理者每天可能會記錄八小時的屏幕使用時間，但這並不一定會對你的生活產生問題，相比之下，一個人從午夜到凌晨12:30，在試圖入睡時使用手機半小時，就會對生活產生影響。"
在觀察這一現象的同時，奧爾森還推測，我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如何定義智能手機成癮。盡管近十年來，SAS-SV 一直是一種非常有用的、臨床上也非常準確的對有問題的智能手機使用進行分類的方法，但新研究中的一些數據點卻對這些分類的價值提出質疑。
例如，根據SAS-SV評分，加拿大56%的大學適齡女性符合有問題智能手機使用的標準。那麼，問題的關鍵是：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是否真的患上嚴重的智能手機癮，或者說這種新技術是否已經深入人心，以至於我們需要想出新的方法來衡量有問題的行為？
奧爾森推測說："社會規范似乎已經發生變化，智能手機已經真正融入我們的生活。說加拿大的普通女學生臨床上對手機上癮可能沒有意義。也許更多的是社會發生變化，過度使用智能手機現在更正常。"
這項新研究發表在《國際心理健康與成癮雜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