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效益被置於工程制造之上，導致那些具備建造和設計飛機能力的人才被擠出權力中心。波音首席執行官被炒，並不能立刻解決這傢百年航空老店所面臨的問題。相反，波音最急需的是，改變其重財務的企業文化，重建其深厚的工程技術根基。因核心產品737Max出現系列安全危機，引發監管的全面調查和公眾恐慌，波音不得不做出人事“大換血”的決定：
首席執行官Dave Calhoun、董事長Larry Kellner、商用飛機公司總裁Stan Deal均將離開公司。
Calhoun將在今年年底離開公司，期間公司將馬不停蹄地尋找新掌門人候選人。
旗下商用飛機公司總裁將由首席運營官Stephanie Pope接替，這一同樣重大的人事任命引起分析師的質疑：
Pope出身會計專業，本身並無技術背景，他曾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3月擔任波音商用飛機公司的首席財務官。
一個財務出身的總裁如何領導技術復雜的飛機制造公司？
波音董事會分析師、分析服務機構Free Float LLC創始人Matt Moscardi一針見血地指出：
波音面臨的並不是會計或成本節約問題，而是安全和企業文化問題。
波音董事會分析師Moscati更直白地指出：
波音的問題在於，它把那些具備建造和設計飛機能力的人才擠出權力中心。要應對空客的挑戰，他們必須找到能領導這傢企業的工程師。
從工程至上到財務至上，波音已不是原來的波音
自創立以來，波音憑借著剽悍的工程技術，造出一款又一款載入史冊的傳奇飛機，逐漸確立起全球飛機制造霸主的地位。
作為民航領域的‘祖師爺’，波音很長一段時間奉行的是安全和質量至上，那句“不是波音，寧可不飛”的宣傳語，足以彰顯波音對制造的重視，以及對其技術的高度自信。
然而，這一企業文化在波音1997年收購麥道公司後發生180度大轉彎——財務效益被置於工程制造之上。
前通用電氣高管、曾被曝出道德醜聞的Harry Stonecipher領導並購後的波音。
“他（Stonecipher）說，我們不會做一個純粹的工程公司，我們要像企業一樣經營，”George說，“這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侮辱，使許多工程師感到沮喪。”
波音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不再專註於研發和設計，反而逐漸加大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專心炒舊型號的“冷飯”賺快錢，還使用現金進行股票回購。
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波音再也沒有能推出深受市場歡迎的機型，安全事故頻頻發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音737 Max——波音為應對歐洲飛機制造巨頭空客挑戰匆忙推出的機型。
波音737 Max曾因在2018年和2019年連續發生兩起致命空難而全球停飛，並於2020年復航，但在今年1月又發生客機門塞掉落事故，引發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全面調查，公眾對安全性的擔憂情緒再度升溫。
值得註意的是，波音737 Max一系列的停飛也對公司財務造成巨大的沖擊。
首席財務官Brian West在上周的會議上表示，波音的現金流在當前季度將受到40億至45億美元的損失。
另外，波音股價自1月初以來已經下跌約30%，導致公司再次成為股東訴訟的對象。
新掌門人必須能幫助波音重建制造實力
Calhoun的離任時間表似乎並未傳遞出應有的緊迫感，但這或許對於尋找合適的繼任者有所幫助。
波音新掌門人必須能夠與監管機構協作、激勵員工，最重要的是重建波音赫赫有名的制造實力，將其恢復至世界頂尖水平。
“提前9個月宣佈領導層變更，從接班計劃的角度來看雖有助益，但卻未體現出緊迫感。”聖克拉拉大學Leavey商學院管理與創業副教授Jo-Ellen Pozner表示，“如果波音真正理解市場對其現有領導層的看法，它就會宣佈一位擁有豐富制造和運營經驗的外部繼任者。”
至於波音公司應在內部尋找Calhoun的繼任者，還是應該外部尋覓，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最佳人選很可能從外界產生，主要是因為波音目前的公司文化已維持過長。
“鑒於現在觀察傢普遍認為波音內部迫切需要轉變觀念，選擇外部人選可能會更容易獲得認同，”Pozner指出。波音目前尚未透露任何CEO接任計劃的細節，也未立即回應媒體的相關問題。
分析認為，恢復波音的工程師文化將是一個長期且艱難的過程，但波音已經錯過的最佳時機。此外，波音的董事會也需要發生變革，那些缺乏工程或制造經驗的成員不應該繼續留在公司。
“這些人在董事會層面具有影響力，” Pozner說，“如果董事會的討論聚焦於股東價值，這種思維就會影響整個組織。”
沒有人希望看到波音失敗或進一步落後對手。但公司需要進一步變革，采取更大力度的舉措，才能開始實現真正且可度量的改變。
“這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完成的，需要更多時間，”George表示，“董事會必須堅持這種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