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最近，英國《金融時報》發佈萬餘字深度報道，通過采訪9位蘋果前高管和工程師在內的25位供應鏈專傢，深度挖掘蘋果建立供應鏈帝國背後大量鮮有曝光的細節故事，並嘗試為蘋果當下迫在眉睫的供應鏈深度“危機”找到解法。
這兩年，京東方、舜宇光學、兆易創新等多傢大陸企業打入蘋果供應鏈核心零部件腹地，另一邊，蘋果末端產品制造業務頻頻向東南亞、印度轉移。果鏈變動背後的明爭互搏暗潮洶湧，始終是全球科技產業中最吸睛、又最殘酷的博弈之一。
英國《金融時報》文章通過大量細節和詳實數據，復盤蘋果如何花費二十年、數十億美元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復雜供應鏈生態，同時作者認為，今天的蘋果正面臨一場“清算（rekoning）”。
以美國現在國內的政治環境和傾向來看，蘋果面臨著來自投資者和美國政界人士的巨大壓力，他們要求蘋果與中國“脫鉤”，並加速實施供應鏈多元化策略。這種略顯“割裂”的狀態，仿佛讓蘋果走到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
蘋果工程師如何把中國供應商CEO問的啞口無言隻為找到“一行代碼”的問題？蘋果如何買盡全世界一萬多臺最先進的CNC機床隻為實現MacBook Pro的一體式機身？蘋果如何在帶給“果鏈”企業聲譽和財富的同時，還能將控制權牢牢握在手裡？郭臺銘又是如何通過自己的關鍵判斷贏得庫克的尊重的？
此外，印度和越南難以取代中國制造業地位的根本原因是什麼？蘋果的技術創新為什麼逐漸放緩？蘋果對供應商的掌控力因何下降？蘋果供應鏈危機的深層次癥結到底在哪裡？
這一切，我們都能在本文中找到詳細答案。
需要註意的是，文章對於多數問題，給出從美國人視角出發得到的結論和觀點，部分會與我們的常見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這種視角和思考方式，或許能給國內科技企業出海帶來一些新的啟發。
英國《金融時報》文章分為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著重挖掘蘋果如何鞏固其在中國的業務，進而打造出歷史上最成功的消費電子產品。第二部分則重點分析蘋果是否能夠走出當下的困境。
以下是英國《金融時報》深度報道的全文完整編譯（部分內容進行不改變原意的編輯）：
上半部：
因供應鏈而起，因供應鏈而“困”，蘋果命運與中國深連在一起
蘋果花二十多年和數十億美元打造一個復雜度前所未有的供應鏈帝國，而今天，一次“清算”即將到來。
2007年是諾基亞的鼎盛時期，當時其在全球范圍內擁有9億用戶，市場份額一度超過40%，當年的《福佈斯》雜志還專門刊登一篇關於諾基亞的封面故事，並問道：“有誰能夠追上手機之王？”
但歷史精彩之處就在於，就在同一年，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喬佈斯（Steve Jobs）發佈初代iPhone。
如今，十六年過去，iPhone已經坐擁全球12億用戶，而蘋果將昔日芬蘭手機巨頭諾基亞挑落馬下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當時有報道認為，諾基亞領導層缺乏對於軟件重要性的深刻理解，進而難以跟上喬佈斯和天才設計師喬尼·艾夫（Jony Ive）的腳步。
但其實在初代iPhone成功的背後，不隻有多點觸控和全屏功能（full-screen features）。早在iPhone上市之前，蘋果在硬件和生產方面的能力就已經超過諾基亞，蘋果是通過大舉押註中國制造業來實現這一優勢的。
供應鏈研究員Kevin O’Marah很清楚地記得，2007年年中，蘋果公司突然一躍成為全球供應鏈最佳企業年度排名前25名中的第二名。
他回憶稱，當時每個人都很震驚，因為此前蘋果供應鏈的名聲一直很糟糕，取得這樣的排名簡直不可思議。
此次供應鏈排名的調整，實則成為蘋果業務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兆。在接下來的7年中，蘋果一直在全球供應鏈最佳企業排名中高居榜首。這段時間裡，蘋果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但同時也把自己置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中心。
研究員O’Marah開始清楚地認識到，蘋果的“外包”，並不是像人們想象中的那樣，完全地將生產“外包”給中國。相反，蘋果正在建立一個極其復雜、深入且高成本的供應和生產體系，以至於蘋果自己的命運已經與中國緊密聯系在一起，而這種緊密聯系又是難以解除的。
過去的十五年中，蘋果一直在向中國派遣其頂尖的產品設計師和制造設計工程師，這些工程師每次都要在蘋果供應商的工廠裡待上好幾個月。
這些蘋果員工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們會協同設計新的生產流程，監督生產過程的細節完善，直到生產跑通跑順、正常運轉，同時還要密切關註供應商的生產是否合規。
除大量人力資源投入，蘋果還斥資數十億美元，為供應商購買定制設備，並開發一些獨傢專業技術。蘋果的競爭對手們甚至都不解這些技術，更不用說追趕。
蘋果的供應鏈體系深刻影響著蘋果和中國。研究員O’Marah認為，蘋果中國供應鏈體系所擁有的技術能力，並不是中國本土內生的，而是蘋果進入中國市場、建立技術競爭力的產物。
2011年Tim Cook（Tim Cook）正式接替喬佈斯出任蘋果CEO，而庫克正是蘋果供應鏈體系背後的核心操盤手。他將蘋果產品的生產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在中國構建起極為高效的供應鏈體系，並為蘋果的崛起奠定基礎。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中國也成為蘋果最大的“軟肋”，蘋果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程度是極深的。對於風險規避型的蘋果來說，過於集中的供應鏈必然不是一件好事。
目前蘋果超過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都是在中國制造的，蘋果去年大約有740億美元的營收來自中國市場，占總營收約五分之一。與之相比，老對手三星已經大幅削減在中國的制造業務。
▲2020-2024年蘋果iPhone、AirPods、Mac、iPad全球產能分佈（預測），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最近幾年，雖然中美關系呈現出一些緊張態勢，但蘋果仍然繼續在中國進行投資，並鞏固與中國的關系。
但就美國現在國內的政治環境和傾向來看，蘋果以及其操盤手庫克面臨著來自投資者和美國政界人士的巨大壓力，他們要求蘋果與中國“脫鉤”，並加速實施供應鏈多元化策略，眾所周知，現在印度和越南已經承接一部分蘋果產品的生產。
對於蘋果現在面臨的這種供應鏈挑戰，英國《金融時報》采訪25位供應鏈專傢，其中包括9位蘋果前高管和工程師。但最終他們沒能得出答案，這些專傢普遍認為，蘋果目前幾乎沒有可行的出路，短期來看也不會有。
采訪中一位蘋果前資深員工認為，庫克是造成供應鏈當下“糟糕”現狀的主要負責人，他提到這不僅是向最高層追責，也是向供應鏈領導人追責，而“供應鏈大師”庫克正是蘋果供應鏈的領導者。
01．
不差錢！三年豪擲73億美元買設備全世界的CNC機床都不夠蘋果用
回溯到蘋果供應鏈發展的早期階段，蘋果並不是第一傢在中國進行離岸生產的美國電腦公司。1998年庫克來到蘋果開始負責電腦生產業務時，惠普和康柏等公司已經在中國站穩腳跟。
但蘋果的做法顯然更為獨特，蘋果沒有采用現成的零部件，而是做定制化。蘋果會親自設計這些零部件的制造過程，並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靈活性將這些定制化零部件組裝成極其復雜的系統。
在2007年的供應鏈排名中，寶潔、豐田和沃爾瑪的同行意見得分（peer ranking score）至少都是蘋果的兩倍，但來到庫存周轉率（inventory turns）這個指標上，蘋果就成一枝獨秀。
庫克曾將庫存形容為“fundamentally evil”，直譯過來就是根本性的邪惡。庫克會把電子產品比作幾天內就會變質的乳制品。
當然，庫克並不是光動嘴皮子，蘋果的庫存周轉率的確做到諾基亞的2.5倍，是可口可樂的12倍。
蘋果在生產過程中投入巨資，圍繞其在制造領域的創新建造技術護城河，而蘋果的競爭對手還在忙著給供應商規格說明書，然後說：“給我造這個。”
研究員O’Marah說，蘋果給供應商購買設備的投資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公司都多。實際上，蘋果隻是把自己買來的設備放在別人的工廠裡而已。
隨著早年iPhone產量的增長，蘋果在中國的“長期資產（主要用於生產制造的設備）”價值已經從2009年的3.7億美元飆升至2012年的73億美元。當時，這一數字已經超過蘋果所有建築資產和零售店價值的總和。
如此大規模的資金設備投入，讓蘋果能夠實現別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先進生產技術。比如2008年，蘋果發佈鋁合金機身一體成型的MacBook Pro，這項工藝可以說是當時高端制造業的一次重要突破。
蘋果設計師艾夫曾評價稱，這項工藝實現“行業聞所未聞的精度”。
這項工藝通過CNC機床實現，設計師通過這種機床，可以方便地用3D圖像文件創建結構復雜的零部件。其實當時這種機器已經存在幾十年，隻不過每臺價值超過50萬美元，並且通常隻用於少量制造產品原型。
三位前蘋果制造工程師稱，為實現喬佈斯所說的這種“制造筆記本電腦的全新方式”，蘋果買一萬多臺CNC機床。
後來沒過多久，蘋果也開始在iPhone和iPad上采用同樣的技術。兩位知情人士透露，當時蘋果與全球最大的專業數控系統生產廠傢日本Fanuc簽訂一項協議，根據協議，蘋果將在未來數年內購買Fanuc生產的所有CNC機床。
隨後，蘋果還在全球范圍內繼續搜羅其他廠傢的先進CNC機床。一位知情人士稱，當時全球范圍內也沒有足夠的CNC機床來滿足蘋果的生產需求，“2009年，我們的業務開始指數級增長，第一年我們每天造1萬個零部件、第二年每天造10萬個，然後是50萬個、100萬個……本質上來說，錢從來不是問題。”
02．
蘋果工程師細摳“每一行代碼”庫克也是個“細節狂魔”
接下來，英國《金融時報》主要探討蘋果在供應商選擇方面的一些原則和做法。
在尋找供應商方面，蘋果遵循著嚴格的流程。
五位解蘋果在華政策的人士透露，一位來自加州的蘋果工程師，與中國零部件供應商CEO見面，然後向CEO提出各種技術性問題，直到他們答不上來，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然後，這位蘋果工程師會被帶到下一位經理那裡，進行新一輪的“問答”，最後蘋果工程師會深入到與問題答案距離最近的員工那裡，可能這位員工寫的某一行代碼，正是蘋果工程師要看的東西。
在幾個小時的詢問、協商後，蘋果工程師會讓供應商承諾大規模生產蘋果所需的定制零部件，從而有效地掌握供應商的技術研發路線圖。
一位前蘋果運營總監稱，蘋果一貫采用這種“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s）”向下追溯，以便全面解成本、設計和量產等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
這位知情人士稱，蘋果工程師會一直刨根問底，因為當問的問題足夠多時，就會發現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並進而解決問題。從來沒有什麼細節是蘋果不感興趣的。
另一位前蘋果高管稱，這種做法直接源於庫克，即使對每臺設備中成本不到一美分的鉚釘，庫克也絕不會放過。
“當你與他（庫克）討論時，他會從第30頁第7段中找到某個點並詢問更多細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總能從整體看到細節，然後又從細節處看回整體。”
這些技術讓蘋果能夠推動供應商去超越他們現有的能力，並且隨著蘋果的成長，這種影響力會變得越來越大：制造一個零部件並用於數以億計的產品中，這種機會絕對不容錯過。
三位前蘋果老員工稱，他們曾對自己在談判中所擁有的巨大話語權感到震驚。供應鏈企業員工會被聊到臉色發青，最終告訴蘋果工程師他們做不到蘋果的要求。“但當兩個人都說‘不’時，總有一個人要屈服，而這個人永遠不會是蘋果。”
當然，與蘋果的密切關系可能會給供應商帶來巨大利益。2000年，中國臺灣代工企業富士康開始組裝糖果色iMac，當年富士康營收約為30億美元，不到其對手偉創力（Flextronics）的一半。但十年過後，2010年，富士康營收達到980億美元，超過其五大競爭對手營收之和。
▲2000到2021年富士康營收情況及蘋果新品發佈節點，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03．
郭臺銘重金押寶iPhone 4富士康的工人為何“不可替代”？
在中國鼓勵創造就業、鼓勵企業出海贏得訂單、發展專業化技能的大背景下，蘋果公司的生產創造力被進一步放大。
中國各地方政府提供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稅收減免，以及為移民提供住宅公寓。中國的物流倉庫、高速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也十分完善。
富士康前高管Alan Yeung稱，創始人郭臺銘和庫克會面後，富士康取得2010年發佈的iPhone 4和初代iPad這兩款產品的訂單。郭臺銘在與庫克會面中認為，庫克低估市場需求。
郭臺銘非常自信，他承諾要建立兩個新的廠區，一個在鄭州（後來的“iPhone城”），另一個在成都（後來被稱為“iPad城”）。
▲富士康鄭州廠區，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郭臺銘說，富士康會承擔這些投資，他們將會和政府合作建立這兩個廠區，當蘋果的產量達到足夠規模時，富士康就會啟用這些新廠區。
後來的事實證明，郭臺銘的判斷是對的。從2009年到2011年，蘋果iPhone的出貨量幾乎翻兩番，達到9300萬部，第一代iPad在開售前9個月的出貨量也達到1500萬部。
▲歷年蘋果iPhone、iPad、iPod銷量統計，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截至2010年10月，僅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廠中就有多達50萬名工人在辛勤勞作。當時也有不少勞工矛盾的消息傳出，“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一度成為社會上輿論關註的焦點，蘋果也在當時成為國際社會譴責的對象。
盡管如此，前往富士康報到的工人依然絡繹不絕，不過由於工作比較乏味，留住工人是個問題。沃頓商學院運營學教授Ken Moon稱，當時中國合同制造商的員工流動率超過300%，相當於一年內多次更換整個工廠的員工。
根據蘋果自己的估計，自2008年起，蘋果已經培訓至少2360萬名工人，人數超過中國臺灣本土總人口。
富士康提供的勞動力資源，除成本廉價（利潤率低於3%），還具有規模大、住得近、靈活性強的特點。富士康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快速提高產量，也可以在不需要的時候快速削減產量，而這些成本則不會轉嫁給蘋果。
此外，中國還可以提供具備一定技能組合的勞動力資源。在解釋蘋果為什麼不能在美國大規模生產時，庫克曾說道，就算把美國所有工具和模具制造商都邀請到他正在演講的禮堂中，禮堂也裝不滿。但如果他在中國做這事，可能會需要幾座城市來安置這些制造商。
04．
“東”進“西”退中國制造業生態獨一無二
蘋果與中國政府的關系給雙方都帶來好處。
三位曾與蘋果及其競爭對手合作過的人士透露，其他智能手機制造商面臨著很大壓力，他們必須要跟上蘋果的步伐，但又缺乏一套統一的戰術。因此他們開始向中國供應商尋求幫助，提供知識產權以換取更快速的反應，從而縮小與蘋果之間的差距。
蘋果的一系列供應鏈體系構建行為，幫助中國供應商獲得更多訂單，也幫助供應商提升對尖端制造業的理解。與此同時，西方的電子制造業卻萎縮。
彭博行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數據顯示，中國智能手機產量占全球智能手機制造總量的70%，而中國制造的技術復雜度甚至讓很多受訪專傢都難以理解。科技咨詢公司D/D Advisors創始人Jay Goldberg曾說道：“中國擁有一個高度發達的制造業生態系統。”
中國在制造領域的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量化的，2021年接受審計並通過ISO 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的中國企業數量超過42萬傢，約占全球總數的42%，印度這一數字為3.65萬，美國則為2.55萬。
這種數量級上的優勢重塑全球經濟，並提升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蘋果借助這種力量主導科技行業。
但現在，一次“清算（reckoning）”迫在眉睫。
Goldberg認為，對於蘋果來說，放棄這個供應鏈系統是十分困難的。這不是說在其他地方建廠這麼簡單的事情，因為即使你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建立的工廠，這傢工廠的分包商和供應商依然來自中國大陸。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裝聲波焊接機（一種能將不同金屬或塑料通過超聲波能量進行融合的設備），他可以很容易地召集任意數量的公司並雇傭勞動力來做這件事。
▲富士康鄭州工廠產線，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中國有各類工作的分包商，有各類細分專業領域公司，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有這樣的條件。” Goldberg說道。
在他看來，中國提供的不僅僅是勞動力，而是一個經過多年建設的完整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具體的細枝末節很難描述清楚，但蘋果和他在中國的合作夥伴們都對此如指掌。
《誤解中國（Getting China Wrong）》一書的作者Aaron Friedberg認為，20年前，美國政府鼓勵企業與中國接觸，庫克當時做的並沒錯，但近10年來，在中美關系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庫克依然加倍下註中國。
不論如何，在不少受訪者看來，蘋果當下都是“無路可逃（no way out）”的。
下半部：
層層重壓逼迫蘋果另謀他處但中國似乎仍是唯一解
去年12月，蘋果公司CEO庫克在美國國會私下會見資深議員Bill Clark，他們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蘋果公司與中國的關系。
▲庫克在美國國會會見議員Bill Clark
2022年11月前後，新冠疫情帶來的防控壓力，對富士康鄭州工廠的生產經營產生一定影響，部分工人選擇放棄富士康的工作並返鄉。
當時一些工人的境況受到外媒的“高度關註”，庫克在美國國內受到一定的輿論壓力，一些記者向庫克拋出極為尖銳的問題，庫克均予以回避。美媒《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標題將這次的國會山會面描述為“庫克與中國相關的糟糕一天（Tim Cook’s Bad Day on China）”。
除工人方面的影響，在歷來銷量火爆的假日季期間，iPhone出貨量約為7800萬部，缺口約為600萬部，這與富士康鄭州工廠生產受到影響有關。
但相比疫情這種短期風險，更令美國人無法忽視的點是，美國最有價值的品牌，正受制於中國。
目前蘋果在美國兩黨內部都受到高調批評，共和黨議員Josh Hawley指責蘋果過度依賴中國。
蘋果正面臨政治、戰略和投資者方面的壓力，他們要求蘋果減少對於中國制造的依賴。在特朗普政府期間，這種壓力表現為關稅方面的威脅，而拜登政府通過切斷中國企業獲取美國先進半導體技術的渠道，來表明自己的立場。
但現在問題就在於，蘋果和中國的關系短期看來仍然是牢不可破的。蘋果在中國的供應鏈體系異常復雜且龐大，廠區規模甚至堪比很多西方的城市。中國供應鏈每年為蘋果產出價值3160億美元的各類蘋果產品，沒人知道要如何徹底改變這種局面。
▲全球制造業增值占比，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前科技行業分析師Brian Blair曾說道：“除非你親眼看到，否則你根本無法理解富士康的工廠有多大。” Blair曾多次參觀蘋果在中國的工廠，他說：“跟美國人講富士康工廠有多大，就像對一個村民描述紐約市有多大。”
二十多年來，蘋果在中國建立的供應鏈體系是其在全球成功的基礎，庫克則是背後一首操盤的“運營大師”，庫克一直以註重細節而聞名，這些細節的成功也讓蘋果的“端到端管理”令整個科技界艷羨不已。
但是，蘋果每年依賴中國實現產品更新，如今正成為其最大的軟肋。
一位前蘋果工程師稱，其實從2014年開始，蘋果就一直在將部分業務轉移到中國以外的地方，但進展緩慢。蘋果需要找到實現生產自動化的方法，以克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
他認為，未來20年，中國仍將主導勞動力市場和科技產業的生產制造。
01．
三年吃到四分之一iPhone訂單？印度能否成蘋果第二落腳點
今天沒有任何一傢大型科技公司在中國的業務收入能與蘋果相提並論。Meta和Google的大部分業務營收依賴於數字廣告，亞馬遜在中國市場幾乎沒有實際業務，而微軟在中國市場的硬件收入大約占總營收的6%。
即使是手機銷量超過蘋果的韓國巨頭三星，其業務受中國市場的影響也要小得多。在華為、小米、OPPO、vivo等本土手機品牌快速發展的時間裡，三星手機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從2013年的20%暴跌至1%以下，三星於2019年關閉在中國的手機工廠。
▲2012-2022年三星在中國手機市場中的出貨份額變化趨勢，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市場研究機構Counterpoint Research數據顯示，三星目前有超過3/4的手機都是在阿根廷、越南等6個國傢生產制造的，有不到1/4的手機制造外包給中國的廠商。
相比之下，蘋果幾乎所有的硬件產品都是在中國制造的。蘋果會對全球供應鏈中150萬名工人每周的工作進行監督，這些工人絕大多數都在中國，但蘋果在中國的直接雇員隻有1.4萬人。
最有可能成為中國競爭對手的國傢是印度，印度的總人口數量預計將在今年超過中國。
印度是一個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的國傢，同時與中國相比，印度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較小。隨著印度中產階級的不斷壯大，印度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一個巨大的增量市場。
不過根據Counterpoint Research數據，印度目前在iPhone生產中的產量占比隻有5%左右。
得益於三星、中國智能手機品牌，以及富士康、和碩等蘋果供應商在印度的建廠，2022年印度已經占據全球智能手機產量的16%，約為2億部，這一數字在2024年僅有2%。
自2017年以來，蘋果一直在印度生產低端iPhone，從去年秋季的iPhone 14系列起，印度才開始生產高端旗艦iPhone。摩根大通預計，到2025年，印度可能會占到iPhone總產量的1/4，遠超目前5%的水平。
CyberMedia Research行業情報組負責人Prabhu Ram認為，長期來看，印度希望建立完整的蘋果供應鏈體系。
他指出，最近幾個月，印度第一大財團塔塔（Tata）正計劃在印度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的iPhone工廠增加數萬名新員工，擴大iPhone代工業務，並以此為契機吸引更多iPhone供應商入駐當地。
Ram說道：“這不僅關系到庫克能夠在任期內留下什麼，也關系到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能夠留下什麼。”
▲富士康印度手機工廠，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02．
印度越南為什麼總是“扶不起來”？中國制造難逢對手
雖然印度在iPhone代工業務上不斷取得進展，但一些供應鏈專傢認為，印度iPhone“制造業”的增長數字有些誇大其詞，並非事實。
蘋果供應商在印度建立的大多數業務被稱為FATP——最終組裝、測試和包裝（Final Assembly，Test and Pack），這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業務，使用從中國大陸空運過來的零部件進行組裝生產。
彭博行業研究分析師Steven Tseng提到和碩和富士康會將工廠搬到印度，但是他們的供應商卻不會，因為印度缺乏完整的供應鏈體系，這些供應商需要的所有東西幾乎都要從中國進口。
盡管去年印度生產2億部手機，但這些手機跟蘋果iPhone產品的質量要求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線上。這2億部手機中，最熱銷的型號售價通常都在250美元以內，而iPhone的平均售價接近1000美元。
也正因為更高的質量要求，生產iPhone需要更為復雜的自動化設備和更高的勞動強度。
一位前微軟高管說：“這就像在汽車領域，把起亞（Kia）、索蘭托（Sorento）和法拉利（Ferrari）進行比較。”iPhone是一種在技術上更為先進、在制作工藝上更為精巧的產品。
▲2008-2022年蘋果全球智能手機出貨占比（左）和營業利潤占比（右），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專傢們擔心印度缺乏與中國相同的具有各種技能組合的充足勞動力資源、基礎設施條件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這些因素正是中國對蘋果產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本。
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顯然沒有中國完善，交通、公共設施、通訊方面都可能存在一系列問題，而印度的勞動力質量能否做到與中國相當，仍然要畫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越南看起來也是一個有一定吸引力的選項，今天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資還不到中國工人的一半，摩根大通預計，2025年越南將占到AirPods產量的大部分、iPad和Apple Watch產量的20%，以及MacBook產量的5%。
不過蘋果之外的其他公司此前在越南進行產品生產制造，走得步履蹣跚，並不順利。2013年，微軟收購諾基亞手機業務後，諾基亞關閉他們在中國的手機工廠，並將生產整合到越南，以期削減成本、提高效率。
但很快，微軟就遇到有組織犯罪、運力不足、異常天氣變化導致貿易港口關閉等問題。
這位前微軟高管稱，想讓越南的業務按照中國的方式來運行，通常會遇到難以置信的挑戰，很多基礎設施要麼非常新，甚至還沒得到檢驗，要麼就是根本沒有基礎設施。
他認為，越南距離打造極具競爭力的技術制造業，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他提到微軟在零部件采購方面遇到很大挑戰，因為他們所有的二級、三級供應商仍然全都在中國，他們必須將大量的半成品從中國運往越南進行最終組裝。
專傢指出，即使越南能夠提高運營質量，這個國傢本身還是太小，完全無法滿足蘋果當前的業務規模所帶來的需求。
據估算，中國工人數量甚至比越南的人口還多，根據中國國傢統計局數據，2021年，中國農民工數量為2.93億，而越南總人口僅有1億。
《為iPhone而死（Dying for an iPhone）》一書作者Jenny Chan提到在中國大傢對組裝蘋果產品的工作是有興趣的，很多村民和學生都會坐大巴去工廠打工。
她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組裝iPad或者iPhone是非常枯燥的、重復性的工作，每一個人都是一臺巨大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這種工作不是誰都願意做的。
03．
中國大陸果鏈迅速崛起，失去“控制權”或導致蘋果創新放緩
盡管蘋果正在努力讓供應鏈變得多樣化，但它與中國的關系仍在變得越來越緊密。
多年來，蘋果一直在與中國大陸企業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以換取更自由的運營特許權。
據The Information報道，2016年庫克曾與中國簽下一項為期5年的協議，承諾支出超過2750億美元幫助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就業。
此後，蘋果向立訊精密、歌爾股份、聞泰科技等中國大陸代工廠商提供利潤豐厚的訂單，這一定程度上削減富士康、緯創、和碩這些中國臺灣代工廠商的訂單。
摩根大通預測，到2025年，中國大陸企業在iPhone制造業中所占份額將從2022年的7%提升至24%。
立訊精密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自2017年贏得AirPods訂單以來，立訊精密的營收已經從2016年的不到20億美元飆升至310億美元，翻近16倍。立訊精密目前還拿到Apple Watch和iPhone的訂單。
2017年，庫克曾在立訊精密的一條產線上參觀，當時他被問到蘋果是否會將供應鏈轉移到印度和東南亞，庫克說：“我們不會那樣做，生產我們的產品需要深厚的工程技能、靈活的供應鏈管理和極高的質量標準，我們不會為降低成本而轉移生產。”
然而，蘋果正面臨失去對供應商生產流程創新的部分控制權的風險。其中一個原因是，蘋果不再像以前那樣擁有那麼多的供應商設備，擁有大量供應商設備曾一度讓蘋果擁有對供應商前所未有的控制權。
蘋果在中國的“長期資產”價值在2018年達到133億美元的峰值，但在隨後幾年裡，這一數字幾乎砍半，如今已經降低至73億美元。曾在中國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蘋果工程師稱，在2015年iPhone銷量達到巔峰後，蘋果樂於更多地依賴供應商的設備來節省成本。
除設備掌控力的下降，這幾年新冠疫情也給蘋果的新品研發造成不小的困擾。分析師Blair提到蘋果在供應鏈技術上取得優勢，很大一部分要依賴總部的頂尖人才到中國供應商的工廠中去進行協同配合。在疫情之前，這種往來是傢常便飯，以至於蘋果每天都要預定50個從舊金山到上海的商務艙座位。
但從2020年以來，蘋果一直無法向中國派遣大批工程師。
兩位前蘋果制造工程師提到蘋果的中國工程師們確實加快腳步並證明自己。其中一位工程師說道：“蘋果為中國制造業提供首屈一指的培訓基地，同時蘋果也會提高這些中國工程師的工資，所以盡管競爭對手頻頻想要挖走他們，蘋果仍然保住團隊的大部分成員。”
然而，兩位熟悉蘋果運營情況的人士稱，放棄控制權可能會導致創新放緩，甚至是知識產權的泄露。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說道：“蘋果總部的人現在任由中國員工發揮主導作用，中國員工已經完全控制產品的生產。”
蘋果在最近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年報中也提示這種風險，稱“對於員工旅行的限制已經對供應鏈產生不利影響，並導致新產品生產推遲。”
04．
繞一大圈，蘋果最後還得回到中國
一些專傢認為，中國開發的專業技術是難以取代的，蘋果別無選擇，隻能保留他們在中國的大部分制造業務，並承擔經濟和政治成本。
當然，這些並非板上釘釘的事。從中期來看，隨著疫情在中國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中國經濟的快速恢復，全球供應鏈的壓力會有所緩解。雖然中美關系仍舊處於緊張狀態，但對於兩大經濟體完全“脫鉤”、走上相互競爭的道路，各方仍存在不同看法。
供應鏈風險管理分析公司Resilinc的CEO Bindiya Vakil認為，中美完全脫鉤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說至少近幾十年都不太可能發生。
她認為，盡管很多公司都像蘋果一樣，試圖在中國以外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但它們通常都采用的是“中國+1（China+1）”戰略，而非全面退出中國，因為其它地方根本就沒有相同規模和質量的供應鏈體系。
她說：“如今幾乎每個零部件都能在中國找到一條供應鏈，要麼這些零部件直接就是在中國制造的，要麼這個零部件的一些組成部分是由中國制造的。”
“甚至向上追溯到金屬冶煉環節，大部分冶煉廠都位於中國。各種經過提純、加工的金屬、礦物質和衍生品進入全球各地的產品中，而這些原材料的唯一來源就是中國。”Vakil補充說道。
彭博行業研究硬件分析師Woo-Jin Ho預計，到2030年，蘋果隻會將10%的iPhone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外，如果蘋果行動更積極的話，這一比例最多可能會達到20%。
Woo-Jin Ho說道：“看看中國的智能手機制造中心，我真的想不到哪裡可以復制它們。”
富士康勞工研究院Chan預測，隨著媒體關註度的下降，蘋果後續將悄悄增加在華投資。
“從受過中等教育、技術熟練的工人，到提供前沿知識專長的、真正高水平的工程師和博士，中國的優勢太多。蘋果想要找到與中國規模相當的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太難。”她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