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月17日消息，據外媒報道，智能手機正使得烏克蘭戰爭成為歷史上記錄最詳盡的戰爭，改變這場沖突的形態，也改變世界對它的理解。烏克蘭境內及周邊有數以百萬計的智能手機，它們每一個都是傳感器，可以提供記錄地點和時間的數據。它們的麥克風和相機可以記錄和傳播描述戰爭事實的聲音和圖像，或為宣傳提供工具。這些記錄使得調查人員能夠為沖突建立大量聲像檔案，最終可能為戰爭罪行提供清算的證據。
這些手機通過用戶的有意或無意參與被用於識別軍事目標，並評估損害。它們讓普通人有辦法向軍方提供目標信息，模糊平民和戰鬥人員之間的界限。它們被俄羅斯和烏克蘭公眾用於為軍服、無人機或其他軍事裝備籌集資金，並被烏克蘭軍方用於引導無人機和轟炸目標。 它們還被用於給傢裡打電話。
手機用戶可能無意中就提供信息
“戰爭就在你的手掌之上，這令人驚訝，真的，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瑞典國防大學副教授馬修·福特(Matthew Ford)表示，“一個設備成為你制作、發佈和消費媒體的手段，但同時也瞄準敵人。”
如今，智能手機提供的數字文檔已經鋪天蓋地。總部位於柏林、記錄烏克蘭人權侵犯情況的非營利組織Mnemonic說，他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收集280萬條數字記錄。相比之下，在敘利亞11年的戰爭中，其姐妹組織敘利亞檔案館(Syrian Archive)收集並保存500萬條數字記錄。
雙刃劍
這些設備還具有重要軍事用途。“智能手機讓情報人員的夢想成真，但它也同時是反情報人員的噩夢。”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軍事歷史學傢和戰略傢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表示，前者是因為它們可以幫助識別敵人的行動，後者是因為它們同樣可以暴露自己。
一名烏克蘭官員稱，以使用TikTok和Instagram宣傳自己功績而聞名的車臣武裝分子，曾多次因使用手機暴露自己的位置。在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通過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帖子對他們進行定位後，他們至少遭到三次打擊。
智能機會暴露位置
其中一起襲擊事件發生在烏克蘭秋季攻勢期間，地點是在烏克蘭赫爾森地區農村地區的一所學校裡。這名官員說：“視頻作者從不同角度拍攝他的同事，以及他們所在學校的校舍和領地。”數小時後，該建築遭到精確炮擊。 車臣人在社交媒體上說，這次空襲造成大約30名戰士死亡。
科恩說，在戰場上使用手機是對基本紀律的考驗。“一支真正紀律嚴明的軍隊可能永遠不會在禁止人們使用手機等方面做到完美。”他表示。
社交媒體傳播
智能手機還為後方提供一扇通往戰場的窗口，並為信息戰創造機會。
臉書、俄羅斯社交網絡VKontakte等平臺上都有大量的戰爭內容，但是記錄雙方戰爭主要演變進程的服務是Telegram。這是一款加密應用程序，可以在幾乎沒有管理的情況下廣泛分發內容。
格拉斯哥大學全球安全教授安德魯·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表示：“通過Telegram，我們可以實時地解戰爭的恐怖，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沒有經過處理，沒有經過審查。我認為，在某些頻道上，每一幅圖像和視頻都違反《日內瓦公約》。”該公約禁止傳播陣亡戰士的照片，並堅持維護戰俘的尊嚴。”
瑞典國防大學副教授福特稱，要理解這些海量的數字材料，需要“有人參與其中”。
開源戰爭
Mnemonic掌握的烏克蘭文件已經包含多年的數字錄像。Mnemonic調查員佈賴恩·珀爾曼(Brian Perlman)表示，該組織的調查人員正在計算機視覺、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幫助下研究這些記錄。他們預計，這些工具將在未來得到進一步發展以協助調查。 每個文件都有一個唯一的標識符，以確保它以後不會被更改。
手機上的數據為調查者提供證據
他的同事尤金·邦達連科(Eugene Bondarenko)表示，烏克蘭沖突與敘利亞沖突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場沖突隻有兩方，這使得對暴行的責任分配更加容易。他說，最終可能很難追究應對戰鬥中虐待行為負責的個別士兵的責任，但是它在鞏固某種理解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另一個通過智能手機視頻和其他材料記錄沖突的組織是Bellingcat，其創始人艾略特·希金斯(Eliot Higgins)表示：“當普通俄羅斯人開始拍攝沖突前坦克被運送到邊境時，人們開始關註這場沖突。”
他說，自戰爭開始以來，Bellingcat已經開始向烏克蘭和國際檢察官咨詢如何在網上處理和歸檔材料，以滿足在法庭上使用這些材料所需的標準。
“我們已經開發一個程序，專門用於使用開源證據進行法律問責，”他表示，“這是第一場開源戰爭。”